持續更新 (最新 2021 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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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謝過史兄於1月8月的 《Medium 有乜好睇?》寫下:「以下嘅作者睇得唔多,但反正唔使錢,follow 咗先:」,使得當時剛加入 Medium 、只懂寫人物專訪的陳零,竟然也有 followers。
【一點 】little a little 是想為香港的故事和人物留個記錄,有中英版,期望可觸及非華語讀者,傳得更遠。特此整理目錄,更易索引。
日後請各位多多指教和支持。

一點 your dot to mine

We, a new bilingual media channel launched on 3 September 2018 in Hong Kong, intend to do the English version as it’s part of our mission for setting up this me …


愈是難過的日子,才愈能看到累積的你,是怎樣的一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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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燈就有人 (Billy Kwok on Unsplash)

幾乎沒有再寫文。超過1年了。
原本就是寫文謀生,沒有再寫文,是指再沒有寫作,沒有創作。
在【墨潑在妳手臂嗎】後,再沒有了。

那天之後,生活,翻天覆地。
進出醫院,然後意外,面對死亡,進出律師樓、法院、銀行、保險機構,可以想到的,都要處理。
只是沒有透過任何途徑,發布消息,當然亦沒有告訴朋友。
既不是名人,亦沒有感想。
既不需要安慰,亦沒有可以靠倚的人。
心理相關的文章,常提到要懂得梳理情感,找人傾訴呀,大笑大叫之類之類。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一來,朋友未必有興趣知道。
二來,於事無補。

最長的一段日子,外出處理事情,回到家,坐在梳化便睡著了。
武肺一二三四波,沒時間買到吃的,常常覺餓。

所有事情都有解決方法,亦會過去,無論自己是否情願,是否捨得。
從來,事與願違。
我只靜靜地,迎來一個又一個的措手不及。
慢慢的,不慌不忙,不哭不笑。
再難看的人和事,都遇過了。
沒怎樣呀。

沒有寫文,但有寫稿。
我回到媒體,以記錄者的模式,參與自2019年6月展開的社會運動。
已沒再數算訪問了多少位抗爭者,寫了多少篇採訪稿。
走過的地方,曾經的影像,長留腦海。

有一撮人,總是哭哭啼啼,每天過得都像要贖罪般。
有一撮人,由始至終,都是你有你抗爭,我有我吃喝玩樂。
有一撮人,從來無停過搵錢,每天發生的事,只像家常閒話,不痛不癢。
有一撮人,總有本事在發生每件事後,抽抽水,過日子。
有一撮人,永遠要返工。句號。

坦白說,實在煩厭。
但他們只代表一撮香港人。
更多的香港人,很努力,很認真,在如此政治低氣壓下,用腦思考,如何堅持下去。

我沒有寫文,但自從2021年1月底,展開了代號Project 100x 的採訪計劃。
那是一個100人的採訪計劃。
原本預計在6個月内完成;眨眼已經6月,計劃還在進行中。(笑)

常讀到一個說法,就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2019年6月前的香港。
每次看到這註腳,總會自箇想,日子不是向前的嗎?怎麼老是想回帶?
或者,因為我沒有太多風光過去要緬懷吧。
許多路,走過了,累積就是今天的你。

2019年展開的社會運動,到今天,好像走進黑暗隧道。
我又覺得,愈是難過的日子,才愈能看到累積的你,是怎樣的一個你。
這一個你,是有選擇的。

今年2月,我訪問杜太田蕊妮,她說大台連說一句「加油」都自我審查,她就離開了。
未幾,我因為寫了「加油」兩個字,一份合約被光速終結了。
最近,在Mirror最後一場演唱會,姜濤說了一句「香港加油」。

假如有天「加油」變成禁字,那是一撮人的角力失敗。
你會想見到這天嗎?


「Hong Kong is more Hong Kong now。」

由梁銘佳、Kate Reilly 聯合執導的《夜香.鴛鴦.深水埗》,經歷開畫愈影愈旺,然後戲院突然關閉 3 個月,上月再上映,已有其他新片來搶觀眾。

這篇怎樣說也不會是影評,談構思、創作?前後四個月,相關訪問不缺吧?

還寫甚麼?梁銘佳在訪問尾聲有這一段:「周圍發生很多事,聞到隔離街放催涙彈,我們像在做很輕鬆的事,好難形容那心情,有種無力的感覺。」當時他們在為首映檢查電影拷貝。

美國長大的 Kate 是當地社運的常客,她的應對是 — — 用喜感來面對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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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銘佳 (右) 和 Kate Reilly 聯合執導的《夜香.鴛鴦.深水埗》,放映前後,經歷種種,笑著應對,總比憂憂愁愁,來得舒服。(Lewis Wong 攝)

好香港

「Hong Kong is more Hong Kong now。」
「Everyone is taking action. Everyone is very creative. They are determined t …


面對逆境、面對困難,不要埋怨,問問自己還可以做點甚麼。

導演文念中說《好好拍電影》可以有不同的故事結構,但這個許鞍華導演與香港緊扣的詮釋,是因為她在威尼斯電影展獲頒終身成就獎 [1] 時的致辭(節錄),讓他很觸動,也因為那給年輕人的堅實支持:

「Thank you Venice for giving me this encouragement at this difficult time. You do not know what encouragement you are giving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o. I would like to revert this honour back to Hong Kong, my city where I grew up and live my whole li …


留在香港 堅持做有意思的小事

如果《狂舞派3》是由2013年說起,導演黃修平大概是要借助hip hop (嘻哈饒舌) 文化,來談義利之爭。在這個禮樂崩壞的時代,還談甚麼夢想 (《狂舞派1》、《哪一天我們會飛》)?地產霸權也不過把生活變得更壞的幫兇。重要是,活在2021年的今天,當有更大利益放在面前,你會怎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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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修平認為,電影容許不同切入社會議題的手法,《狂舞派3》是借探究hip hop文化底蘊,以道出義利之爭的虛偽。(Lewis Wong攝)

hip hop文化是怎樣的一回事

解究hip hop文化,參考書不勝枚舉。黃修平自言對hip hop 「好著迷」 — 《狂舞派》就是瘋狂舞動、hip hop 入血,末段那場壓軸的「舞林大會」,都看得觀眾熱血沸騰。然而,hip hop文化是怎樣的一回事?

黃修平在《狂舞派3》,就以相當篇幅 (偽記錄片手法) 帶著觀眾去尋根,道出hip hop的底蘊和價值。「很欣賞這文化的誕生,充滿人民精神,是由一班無希望的人,創造一種藝術表達形式來 empower (賦予力量) 自己,令自己由無自信變得滿有自信。」令他最著迷是其表現形式:「(舞蹈) 很粗獷,街頭自創,或則是看完李小龍學的,譬如頭在地上轉,轉爆頭流血,創造了新的 head spinning。」他是眼裏發光地說:「好人民精神。」

於是,他借rapper 阿弗到美國紐約尋根,點出hip hop的真實價值,歌頌其歷史,棒喝「偽hip hop人」,帶出那些以包裝扭曲人與事的狀態:「隨著社會士紳化 (gentrification)[1],這種最real (純粹) 的精神慢慢被磨蝕、沖洗。」他劇本下,每個角色都不是活出原汁原味,都在一場又一場的義利之爭下,捨義取利,令自己成為自己曾經討厭的大人,「只有那班揶揄 Heyo的『反派』(rappers) ,才活出那份草根hip hop的精神。」

地產霸權太搶耳,黃修平坦言處理不夠理想:「現在反思,這四個字太響,不提更好,提了但沒去挖深,就看來膚淺。」他更想談的是在人性的掙扎:「來自建制的壓力,令他們 (角色) 身不由己,面對義利之爭。」


「佢有日突然講:『香港人係可以養得起香港人,點解我哋唔相信自己?我想搞收費台。』

關心社會,拍拍年輕人的肩,是大家可以從容去做的事。為甚麼不?(Desmond Chan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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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太田蕊妮 (阿田),早已不是無綫電視藝員,現在是杜汶澤旗下收費網台《喱騷Chapman To’s Late Show》的節目監製。在兩小時的訪問中,談得最多還是他的丈夫杜汶澤。阿田笑另一半有「妄想症」、「癡線」、「份人好離譜」,但她打從心底尊重丈夫,特別在丈夫站在孤島的時候,更需要跟他站在同一陣線,不想讓他感到孤單。

「加油都唔講得」

2019年六月十二日,數萬名市民在立法會外抗議恢復修訂《逃犯條例》草案二讀辯論,引爆大規範的警民衝突。田蕊妮在個人臉書出了雙手合十表情圖的貼文,有網民說她已很大膽。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杜汶澤出的貼文,是太太背著他一邊彈結他,一邊看着NOW 電視直播,畫面是警方在示威現場。後來的十一月二十四日,阿田的貼文寫着:「在做自己可以做嘅嘢」,那天是區議會選舉。


「可能愈細的事,愈難做得到,要令自己相信那是有意思的。」

總有影評人喜歡以「最值得期待」來標記某某新導演。剛憑短片《夜更》獲頒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的郭臻,當然是香港代表之一。然後,多半會列舉其年歳、學歷、作品,或者多一個標記 — — #社會性。

訪問時,反而最在意郭臻說過這句:「本來我就喜歡細微細眼,今天更覺得需要,跟當晚所說的差不多。」創作,在於呈現最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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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是指《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所說」是由《夜更》製片莊淑芳代以廣東話說出的得獎謝詞:

呢部片係屬於喺呢個世界每個唔同角落而又擁抱良知嘅香港人,作為film makers,我哋只可以做一件好小嘅事,就係本份,但請你相信,小事亦能夠發揮莫大嘅作用,所以呢個獎暫時由我哋保管,到有日黎明來到,再交還畀大家。願大家好好療傷,好好休息,好好去愛,好好咁去照顧人性嘅複雜,然後擇善固執。最後想向全世界人講:願自由歸於人民!Night is young, we keep on fighting! Save 12.

這趟的「細微細眼」感言正好撫慰因記錄片《佔領立法會》未有獲獎而失落半晚的香港人。「曾經半開玩笑說,還有甚麼場合可以公開說廣東話,金馬獎都算國際性,之前南方影展 (獲頒「南方首獎」),即時知道,錄的得獎片也是說廣東話的。」說到底,那是他一直的說法 — 直接回應香港。「以往都有香港導演獲獎,上次自己入圍,好像不關其他人事;今次比較開心,好像不只關自己事。(註1)」是齊上齊落的心情嗎?忘了問。

與其問有無用 不如做了再說

郭臻大概不是第一次說《夜更》不在個人拍攝的預期:「開初無想過拍,因為好瞭解自己,一有拍攝的想法,去到 (抗爭) 現場,就會隔一重。」他不否認,一直是要與抗爭者同行。「回頭望,總算有拍些東西;否則應該會『爆炸』(崩潰)。嗯,怎樣也需要做點其他事情。 」小事小愛,投射出來,或會是無限大,無人預知,做了再算。

「見到不少『手足』, 離不開2019 年的革命狀態,覺得要做好大的事,這個狀態會令他們 burn out (被燃燒盡)。」他舉了一個例:「幫婆婆申請輪椅,跟光復香港有甚麼關係?於是覺得所做的事無用。」他認為那是需要做的事:「可能愈細的事,愈難做得到,要令自己相信那是有意思的。」


抗爭者內心的傷口,唯有以愛去縫合。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警方包圍理工大學,年輕示威者向外求救。(受訪者梁柏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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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十一月十七日,清晨五時多,警方速龍小隊突然衝入理工大學。當時,十多位年輕示威者,有男有女,從在一條長巷,望向前方的平台,眼中寫滿恐懼,那是面對死亡威脅的恐懼。他們隨後倉惶逃到在校園不同角落,放置石頭、汽油彈,加強防衞。

這狀況維持了半小時,漫長得渡秒如年。「他們那種恐懼,是真心覺得自己會死。他們的驚慌,是深信速龍攻入,不只為了拘捕他們,而是為了殺死他們。」網媒米報攝影記者梁柏堅重看那張照片,想起當刻現場恐懼、絕望的氣氛,依然震撼。「當時忍不住開口安慰幾句,叫他們冷靜一點,當然作用不大。唯一讓他們稍為安心是,我穿了 (記者) 反光衣,有我在拍攝,他們感到相對比較安全。」

然而,這一代年輕人對政權失去信任,已無從修補:「換作我是他們,這份恐懼,就算到五十歲,都未必可以放下,那是一個世代的失去。」

梁柏堅憑經驗認為,儘管當時速龍小隊手執點38口徑實彈真槍,但只作防衞,不可能亂槍掃射示威者:「但亦無人敢寫包單。」

對政權投不信任票,也不只是年輕人。梁柏堅眼見,速龍小隊攻入前,理大的「火魔」工場寥寥可數,後來數以萬計的「火魔」,都是攻入後趕製的。「有些人只為支持學生而來,有部分更是 (理大) 教職員;他們當中有的幾乎未曾參與這場運動,卻被逼留下,還會以暴動罪拘捕。那根本是逼上梁山。見着他們坐下,就開始入汽油;他們有部分是覺得自己不敢掟 (火魔),但也要來支援。」他們的由零到一,是由政權所逼成的。


他她們沒一個說過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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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總怕面對受訪者的感觸。
只要對方眼紅,
自己定必跟住眼紅著。
那夜她說到探訪羈押的他她們,
我問了一個問題。

她想了想,
眼開始紅,
淚慢慢凝聚,
想說但說不下去。
深呼吸後,
她又吐了幾個字。
輕輕嘆氣,
還是說不下去。

我迴避與她對望,
笨拙得只望向遠處,
偷偷快快拭去小水珠。

我的問題是:
「他她們有說過後悔嗎?」

她斷續地幽幽地說:
「誰想到只帶著索帶也會被拘捕?」

不過,
他她們沒一個說過後悔;
縱然在不公不義下。

只是她想起,
那一次坐在犯人欄的他,
一直向著家人微笑點頭。
宣判後,
他緊緊擁抱著父母痛哭。

那是生離。

那夜說著說著,
人累心更累。

翌日早上6時多,
受訪者留了口訊說:

雖然見證這年來的不公義,
但我真係好撚鐘意香港。


記者的專業,是否只由一張證件去認可?自由身的記者,拿不到認可證件,到現場採訪就等同要冒違法的風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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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環迴的報道,有選擇提供,是民主社會的基本;(photo by Josephy Chen on Unsplash)

警方自行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定義,只承認已登記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系統的傳媒機構和國際認可的非本地媒體,但就拒絶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所發的會員證。

誰是傳媒米飯班主

畢業後,只打過一份工 — — 在主流媒體當文字記者。入職後,獲報館發記者證,但甚少帶在身,帶著卡片便是。那段日子,從未想過加入記協 (香港記者協會)。

在主流媒體工作,廣告商才是米飯班主,所謂的內幕消息,不過是放料一方想見報的資訊。有幾多訊息是對方不想透露,而又能成功取得?覺得納悶非常,正解是鬱鬱不得志,就辭職進修去也。

去年6月,因緣際遇,承蒙網媒前輩不嫌棄,容許以特約記者身份,參與香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那是一次很有質感、很實在的採訪經驗 — — 一次只需向市民負責的採訪體驗。

今時的新聞媒體,尤其是網媒,以眾籌或捐款形式運作,市民才是米飯班主,新聞採訪當然是為市民服務。公眾知情權是自由社會的生活基本,至於市民喜歡收看,以至相信哪個媒體,既是個人選擇,也是基本自由。不是嗎?

社運初期,出入自如,傳媒各盡己任,以文字與影像,呈現不同抗爭的聲音。我以為,那是香港連續25年被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1]的基本指標。(香港今年已斷纜,地位為新加坡所取代。) 直至去年9月,所服務的網媒老總給了我其卡片傍身,又說倘若出事了,就馬上致電其手機營救。當刻,實在有種有如要上戰場的畸怪和荒謬。實情,我只不過是到採訪現場,找尋可報道的素材。

陳零 Grace Chan

Hong Kong 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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